湖南省鳳凰縣人，1902年12月28日生於古城風凰。6歲入私塾，12歲進新式小學，14歲到當地土著部隊當了補充兵，在沅江流域打仗。1921年在一次作戰中被打散，從此脫離軍籍，後靠親戚的幫助在芷江警所當屠宰收購員。因戀愛被騙1000多元，逃離芷江，入湘西陳渠珍部謀事。20歲在保靖印刷廠當校對時，結識了一位從長沙來的青年工人，接受到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信息，促成了人生的一個轉折。他隻身到北京謀求發展，曾試想進清華大學留學預備班，苦無門路而作罷，報考燕京大學二年製國文班，又因基礎太差而未果。在百般無奈之際，他給當時著名作家、北京大學統計學講師鬱達夫寫了一封信，反映自己的生活境遇。鬱達夫被他的生活苦困所震驚，寫了著名的《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信》。他執著地向文壇邁進，以休雲雲筆名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散文《遙夜——五》，後來又發表了《市集》，得到徐誌摩等人的欣賞。

1924年到1928年，他先後寫出《鴨子》、《蜜柑》、《入伍後》、《阿麗思中國遊記》等10個集子，以作品奠定了自己在現代文學中的位置。在北京，他與胡也頻一起編輯過《京報》副刊和《民眾文藝》周刊。1926年底，他離開北京到上海，與胡也頻、丁玲創辦《紅黑》文學雜誌。1928年，他應聘任上海吳淞中國公學講師，結束了飄萍式的生活，執起教鞭。後來又在武漢大學、青島大學任講師，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任副教授、教授。還編撰過中小學國文教科書，編輯過《大公報》、《益世報》等報的文藝副刊。1930年至1937年，他出版了《從文自傳》、《八駿圖》、《紳士的太太》《邊城》等小說、散文、文論集達20多本。與其早期作品濾清純化的湘西民情、風俗、自然風光所體現的清麗純樸風格相比，此時的作品已更加成熟和多彩。1934年《人世間》向國內知名作家征詢《1934年我愛讀的書籍》意見時，老舍和周作人不約而同地以《從文自傳》作答。1936年，魯迅在接受斯諾采訪時，把他歸入中國新文學運動後出現的“最好作家”之列。斯諾編譯的第一次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新文學成名作品集《活的中國》，也收入了他的《柏子》，並稱《邊城》是傑作，可惜篇幅太長而無法收入。抗日戰爭爆發後，他返回湘西沅陵寫作散文集《湘西》，後赴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同時主編報紙副刊。1946年重返北平，在北京大學任教，兼任北平《經世報》、《平民日報》和天津《益世報》等報的文學副刊主編。北京解放前夕，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拒絕國民黨的拉攏，不去台灣，留北京迎接解放。

全國解放後，他在中國曆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館從事曆史文物研究工作，1987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30餘年的艱苦努力工作，由著名文學家成為著名文物學家。出版了《中國絲綢圖案》、《唐宋銅鏡》、《龍鳳藝術》等文物研究著作。

他從不認為自己是“天才”，隻知道勤奮、耐心和忘我的勞動。每天都在庫房、陳列室的文物中轉來轉去，有時下班鈴響之後，依然聚精會神地在文物庫房中記錄材料，有好幾次因末被管理員發現而鎖在裏麵。當管理員道歉時，他反而感到愕然。

1964年按照周總理之囑開展《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編寫工作，僅僅一年時間，就和助手把一部數百幅實物圖像、數十餘萬字研究說明文字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初稿完成了。正在對這部書稿作進一步整理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書稿被定為“鼓吹帝王將相，提倡才子佳人”的毒草，他被下放到湖北鄉下守菜園。在這樣的逆境中，他沒有放鬆工作，沒有直觀的資料，就憑默憶，描出了一幅幅圖片。1976年10月，他的這項研究得到中國社科院院長胡喬木的支持。古稀之年，仍和助手們一起頑強拚搏，隻用短短3個月，就將這部耽擱15年之久的大書修訂增補完稿，麵世後深受好評，成為贈送外國元首的珍貴禮品。

他恪守淡泊明誌的生活節操和獨立不讓的人生準則，而對家鄉和人民有著深摯的愛。1986年，他在自我述評中寫道：“我人來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終還是個鄉下人，不習慣城市生活，苦苦懷念我家鄉那條沅水和水邊的人們。”1988年5月10日在北京病逝，終年86歲。骨灰葬在故鄉鳳凰城美麗的沱江畔。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國內出版了一套12本的《沈從文文集》，還出版了《沈從文傳》，《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先後報道了他的事跡。學者稱他的作品：充滿了鄉土氣息，有非常濃厚的中國傳統特色，是一個隻靠自己一大堆作品在國內國外站得住的文學家，一個中國少有的在全世界麵前能夠代表中國的文學家。1999年，在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的評選中，他的《邊城》排在魯迅《呐喊》之後，名列第二，確屬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