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強調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率先提出要以實踐為檢驗真理、辨別路線是非的標準。同年12月任中共中央 組織部部長。1978年1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隨後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部長。在此 期間,他組織與推動了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為重新確立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了理論準備。他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提出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 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麼人定的和批準的,都要改正過來。他堅決組織與領導了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工 作,使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革命家、幹部、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得到平反昭雪、恢複名譽,極大地調動了積極性,表現出非凡的革命膽略和勇氣,立下了不可磨 滅的功績。他重視理論宣傳工作,進一步明確了新時期理論宣傳工作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結合。他主持製定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 的若幹準則》,從嚴治黨,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全麵恢複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1980年2月,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1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 席。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大上,代表中央作了《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的政治報告,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 員會總書記。1983年10月兼任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主任。在任黨中央主要領導職務期間,他為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大刀闊斧,撥亂反 正,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出了多方麵的重大貢獻。他重視農村改革,充分調動農民群眾的積極性,主持製定了一係列有關農村問題的方針政 策。他重視和推動以城市為中心的整個經濟體製改革,參與製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他重視和推動沿海地區對外開放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 展。他十分關心邊疆和貧困地區的兩個文明建設,深入到全國400多個地區視察訪問,親自處理了數千件人民來信,是調查研究工作的模範。他尊重知識,尊重人 才,重視黨的科學、教育、文藝、新聞工作,注意發揮知識分子在四個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先後主持製定了《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中共中 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他為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改善和加強黨的領導,推進幹部製度改革,整黨整風,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模範執行黨 的統一戰線、民族、宗教政策。他在外交和外事工作中,為增進和發展黨際關係、國家關係作出了貢獻。1987年1月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1987年在黨 的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是黨的七大代表,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屆中央委員,第一、二、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o1989年4月15 日在北京病逝,終年73歲。

黨中央給予他崇高的評價：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人民軍隊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 的卓越領導人,在長達60年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忠心耿耿,畢生奉獻,功勳卓著。他得到全黨、全國人民的崇敬和愛戴,人們 讚之曰:“一身正氣深得人民敬愛,兩袖清風堪稱為人楷模”；“說真話人民知音,辦實事一代偉人。”